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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剑铭:“娘啊……娘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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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5-13 10:17:2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我是娘的老生子,生我时,娘已是38岁的中年人了。我出生时,瘦得一把骨头,两三个月了,不会笑,也不会哭。娘对家人说:“这孩子长不成的。”娘生过十个孩子,已经殇了五个了。老家属徐州府管辖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我出生时,小日本还没投降。八路军、国民党、小日本在这里“拉锯”,村里一天一夜能换三拨军队;白天是国民党的兵,晚上可能就会来八路军,天不明也许就会听到“巴格牙鲁”的嚎叫……日本人的飞机常常从空中扔炸弹。一听到飞机的嗡嗡声,村里人便乱作一团,扶老携幼地狂奔,找地方躲炸弹……
我在兵乱马乱中活了下来——因为有娘!大约是六岁多时,爹死了,全家人都被从那个前庭院后菜园的家赶了出来。两个哥哥,两个姐姐都先后离家出走了。娘跟我住在村口一间破草屋里,经常有挎枪的民兵到家里来,对娘吆喊着,训斥着。我问娘他们为啥这么凶,娘总说:“你不懂,别管这些事。有娘哩!”

一天晚上,村里的哑吧叔到家里来了。我知道哑巴叔并不哑,只是平时跟谁也不说话,可每到我家,就能跟娘对话。

屋里没有点灯,因为灯碗里早就没油了。黑暗中我听娘幽幽地叹了一声气,说:“兄弟,我得走了,到西安找大俊去。”大俊是我大姐的乳名。

哑巴叔说:“二嫂,走吧,呆在家里,早晚是一死!”

我想,娘是在我熟睡中抱着我上路的。等我睁开眼时,早已不见了家乡的茅屋和村前那条小河。割了穗的高粱棵子无边无际,东倒西歪。我偎在娘怀里,娘坐在独轮小木车上,推车的是哑巴叔。独轮车在高粱棵中间的小路上吱呜吱呜地走着,尖厉的北风吹得枯萎的高粱叶儿沙沙作响,吹得人脸上生疼。哑巴叔早脱得只剩下一件单衫子了,大颗大颗的汗珠儿还是顺着粗糙的脸庞朝下淌……

哑巴叔和他娘是孤儿寡母,他们一直住在我家。土改的时候,人家说他娘俩是我家的长工……

天黑之后,我们赶到了黄口车站。哑巴叔和娘说了几句话,又把我抱起来,看了看,放下,推上独轮车便走了。

这时,我已经知道了娘的目的:到西安去找姐姐。听说西安是个大城市,到那里后肯定再也不会挨饿了。我小声问娘:“找到姐姐,有白馍馍吗?”

娘没有回答我,扯着我,小脚一歪一拧地走进了铁路旁边那间孤零零的房子。(以后我知道那叫候车室)

那房子比我家那草屋大多了,没有麻油灯,房内却有昏黄的光亮。抬起头,才见那光亮是从房中间悬吊着的一个窝窝头大小的玻璃球内发出的。听人说,现在城里都兴电灯哩,这大概就是电灯了?这房子的西墙上开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,洞里也透出亮光来。娘领着我走到小洞前,我看见洞口里露出一张女人的脸来。娘从大襟棉袄里掏出钱,递给洞口里的那个女人。那女人没有接钱,却冷冷地说:“还有个小孩吧?让他站到下面这根红线上比比。过了线,要买半票。”娘怔住了。蓦地,我觉得娘拉着我的那只手抖嗦起来,随即便扯着我离开洞口,顺西墙走到了北边的窗子前。那窗子像有玻璃,却多处残破,风从玻璃豁口间透过来,冷得人直哆嗦。不知什么时候,外面竟飘下米粒一样的雪粒儿。风将雪粒带进来,打在脸上,又滑到脖子里,化成了水,浸得人直缩脖子。

娘解开大襟棉袄,裹住我,把我揽进怀里。我能听到娘突突的心跳。娘把我越搂越紧。娘不说话,浑身却瑟瑟颤抖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又不敢问,只有乖乖地偎在娘怀里。

娘终于说话了。她把我从怀里推出来,躬身指着那个小洞口说:“三呀,你顺着墙根,到那根红线下面去站一下。别让卖票的看见哟。”

我顺从地离开娘,贴着墙根,蹑手蹑脚地溜到小洞旁边。旁边的墙上果然有一条用红漆划的短线。我背过身,站在线下边,气也不敢喘一下。娘慌忙招手,让我回来。我回到娘身边,娘一把又把我抱住了,说了声:“三,咱娘俩走不了啦!”泪便潸潸地落了下来……

我小声问娘:“咋就走不了啦?”

娘哽咽着说:“娘跑了几个地方,找你爹的朋友,就凑了这一点钱,只够买一张票……可你,已经过线了啊……”

我虽然不懂事,可我知道走不成了意味着什么:又要回到那间小草屋,又要挨饿,娘又要受那些挎枪的民兵训斥……再说,从家到这里,独轮车赶死赶活还走了一天,这会儿,哑巴叔推着独轮车已经走远了,娘是小脚,风雪小路,黑天昏地,怎么能走回去呢?

外面的雪粒儿已换成雪片儿了,夜已深,风,呜呜地吼着,雪更猛了。娘依在墙角,痴呆呆像一个木头人。我终于支撑不住了,哀哀地对娘说:“娘,饿!冷!”娘这才从恍惚中清醒过来,匆匆解开小包袱,取出一个高粱面煎饼给我,又脱下她的大襟棉袄让我穿上。我本来就瘦小,穿上娘的大棉袄,整个身子便被棉袄罩住了。我在无意间低头看了看自己,小脑瓜里忽然如电光石火一样闪了一下……我把正在咬嚼的饼子塞到娘手里,男子汉一般豪壮地对娘说:“娘,我跟你去量去,不怕!”说着,竟气昂昂地向前走去。

娘怔怔地望着我,不知我在想啥。可娘也实在是无路可走了,只好紧随我二次来到那小小洞口。

洞口里,那个女人探出头来。我毫无惧色地站在那截红线下,只听那女人“嗯”了一声,说,“差一点儿!”头又缩回,伸手接过娘的钱,递一张票出来。

皇天在上:我至今敢说,我是个从不会捣鬼的人!可是,那晚我确实捣了个“小鬼”:我站在红线下时,双膝悄悄打了个弯儿,身子自然就短了点儿。靠着老娘那遮住我膝盖的大棉袄的掩护,我这个“小鬼”竟然骗过了那个卖票的女人……

午夜,荒凉的黄口小站传来一声浓重悠长的汽笛声。火车来了,娘抱起我就朝站台上跑……

一恍60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。然而,那无边无际,在寒风中沙沙作响的高粱棵,那吱吱呜呜的独轮车,那小站上风雪弥漫的冬夜,冬夜里娘的泪水、娘的颤栗,我穿着遮膝的大棉袄站在红线下的情景,却怎么也忘不掉。每每忆及,便如银幕上的镜头一般清晰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8-5-13 10:21:56 | 显示全部楼层
一恍60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。然而,那无边无际,在寒风中沙沙作响的高粱棵,那吱吱呜呜的独轮车,那小站上风雪弥漫的冬夜,冬夜里娘的泪水、娘的颤栗,我穿着遮膝的大棉袄站在红线下的情景,却怎么也忘不掉。每每忆及,便如银幕上的镜头一般清晰。

多少年后,我长大了,开始理解了社会,知道了世上还有阶级、阶段斗争,我才恍然悟出:我是地主的儿子。黄口车站,靠了我那鬼使神差而来的一点小机智,竟同娘一起完成了一次大逃亡!

更让我灵魂颤栗的是,我知道了我爹的死因!这是哥哥和姐姐们私下告诉我的,娘从来不说……

爹早年就读于金陵〔南京〕师范学校,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教书,先是自已办学,后来就应聘到安徽的砀山,江苏的连云港等地教书,教英语也教国语和化学。后来被县政府召回,在县中学当校长。由于社会声望很高,一生恪守“君子不党”的爹却被政府强加了个县参议员的头衔……也正是因了这个虚衔,共产党坐了天下后,爹被抓进了牢房。随后,声势浩大的“镇反运动”开始了,我那常年穿着白布长衫、灰布长袍,被乡亲们称为“徐先生”的爹便在枪声倒下了……那一年,他年仅40岁!

至于我家为什么会是地主,我至今不知道,我也从不想知道,知道了又有什么用?

我只知道:这个世上,只要有娘在我身边,风也不怕,雨也不怕,娘瘦弱的身躯在我心中是一面高大的墙呢!
……

大姐不在西安,在咸阳,在一个大纱厂当工人。

在西安与咸阳中间,有个镇子,叫三桥,说是个镇,其实就是公路边上个大村子。

大姐为我们在三桥租了间房子,我和娘就在这里住下了。

姐姐是一年前随姐夫到这边来的。姐夫曾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当过医生,以后转业到建筑公司来到大西北。

娘和我在三桥住了不到三个月,娘便要走。姐姐怎么也劝不住。只记得娘一再对姐姐说:“娘不能拖累你们。我到西安找个事干去,能养活俺娘俩就行。”

娘领着我到西安后,暂时寄宿在一位老乡家里。这老乡一家三口,靠拾破烂为生,住在一条叫小农村的巷子里。小农村基本上都是从河南、山东一带逃荒来的人,而且多数是河南老表(回民)。老乡住的这个院子很大,前面两边是厢房,后面是个老式的二层木楼。(后来知道:这是一家资本家的宅院,资本家被打倒了,两个姨太太只好将房屋出租一部分)老乡在二楼上租了一间房子。房子很小,又堆满了捡来的破烂。但老乡却很热情,将破烂挪到楼下院子里,给我们在楼板上打了个地铺,嘱咐我们:“走路轻点,下面住的孙太太有病。”
安顿下住处后,娘便向老乡打听:哪里能找个她能干的活。老乡一再说:“大嫂,别急,先歇着,有俺吃的就不会让你娘们俩饿着。”可娘只是摇头:“大兄弟,俺不能拖累你……”

头两年,娘靠为人家缝缝洗洗勉强维持俺娘俩的生活,1953年,九岁的我上学了〔因为没户口,只能在东郊的胡家庙小学上学〕,娘觉得该找个固定点的活了,不然,光学费就够娘难为的了……

小农村巷口有间孤零零的小草房,里面住着一位老太太。老太太是专门为人介绍保姆的,门上还有个小牌子。娘打听到了,便去找她。

娘那时不过四十五、六岁,年轻时也是村里的俊人儿,虽缠着小脚,穿着补钉衣裤,但仍能看出她内在的气韵来;端庄,大方、精干。老太太连连称赞:“凭你这模样,当保姆,中!”但对娘提出的要带上我的条件,老太太却直皱眉:“这么大的孩子正是人嫌狗不爱的年纪,怕不好办!试试吧。”

两天之后,老太太兴冲冲来找娘:“说好了,就是前面那个税务局的,还是局长呢!人家也是怕你带孩子。我给人家说啦,这孩子乖的很……”说着,又摸着我的头说:“你可不要让大娘我丢人啊!”

第二天,娘便带着我到局长家去当保姆了。局长的千金刚刚满月。娘带了一辈子孩子,对如何侍弄孩子是有经验的。局长和他的夫人对娘的工作很满意。然而,凭我的直觉,我感到他们对我总有点不放心,好像总怕我偷吃他女儿的东西。

夜深人静时,娘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咛我:“三儿,咱人穷志不穷。你爹在世时常说:冻死迎风站,饿死不偷人!你可得记住!人家的东西再好,是人家的,咱看都别看……”

其实,局长两口子人挺好,两人都不大爱说话,对娘也挺客气,从没听到过他们训斥过娘一句。局长为娘和我另要了一间小房,铺的盖的都是他们给操办的。我从小就不爱说话,每天放学后就躲在我和娘住的小屋里,除了娘叫我给他帮忙外,我自个是从不踏进局长住的那间大房子的。等那小千金过了百天之后,局长夫人对娘说:“我们都忙,晚上困得不行。就让小萍跟你睡吧?我们再给你加点钱。”娘说:“钱不钱的算啥,就把小萍交给我好了!”

一恍两年多过去了,局长夫人常对人说:“真想不到,徐妈的孩子那么规矩!俺小萍的糖、饼干,人家从来看都不看一眼,塞到手里都不要!”

娘的勤快,诚实、娘的干净、利落,赢得了张局长一家的欢心和信任。对于娘的身世,局长两口子早就猜出来了。夫人就说过:“徐妈,我看你不像个一般农家出来的人!”娘只是笑,并不直接回答。爹在县里教书,后来又当县中学校长,娘跟着在城里住过多年,自然气质上与一般村妇不同。娘不仅看孩子,而且打扫清洗,买菜做饭,局长家里大小事情都托付给娘了。连局长夫妇房子的钥匙、柜子的钥匙都是娘管着。局长两口把我们当成自家人。我虽然很乖,但嘴却不甜。局长或夫人跟我说话,我只是笑笑,从不把他们叫什么。因为我觉得没法叫:叫大哥大嫂显然不合适,但叫叔叔阿姨我又觉得是巴结人。那局长还没有我大哥年纪大,局长夫人也跟我大姐年龄差不多。尽管如此,局长和夫人并不见怪,还是常向人夸我:听话、老实、聪明。

就这样,娘带着我在局长家里当了近十年的保姆。后来,娘带的局长家的两个孩子都上学了,局长的岳母也从老家把户口迁到西安了,局长两口子还不舍得放娘走。直到我上了中学二年级时,娘主动辞职了。娘对局长夫人说:“小萍他们都大了,又有她姥姥在,我不能靠你们养活。”局长两口见娘执意要走,便将莲湖路的一间小房送给娘,让我们娘俩在那里住下。局长夫人又说:“需要用什么,你只管拉走,我们再置办就是了。”可娘只要了一块床板,一张破桌子两个小凳子。其余的,再给都不要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8-5-13 10:22:50 | 显示全部楼层
娘和我住在莲湖路那间小屋。娘老了,再也不能为人家看孩子了。又逢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期间,娘得了浮肿病,但娘仍不要哥哥姐姐们的接济。娘常对哥哥姐姐们说:“咱一家人能在西安住下来,不容易!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!我跟三儿,咋都能过。”

娘在路边上摆张小桌子,两个小凳,卖茶水。一杯茶二分钱。娘辛辛苦苦烧水,摆摊,却又不经心收钱,甚至不在摊上坐。愿意扔两分钱的就扔到桌子上,有人不交钱,娘也不向人家要。院子里的人说:“你这是图啥?”娘笑笑:“大热天,喝口茶,人家没钱你还不让人家走呀?”

娘从没有走东家,串西家,说长道短的习惯,可街巷里的人都知道娘有一手好针线活儿,常常找上门,让娘帮着缝缝补补的,临走,总要丢下点钱。娘先是不要,但日子久了,也就不再推却了。家里实在太穷了!

日子过得很清贫,娘从未给她自己添置过什么衣服,却总要给我凑够上学用的钱。有一年放假,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娘受难场了,便自己跑到八仙庵的自由市场,买农民些嫩苞谷,煮熟,沿街卖苞谷棒。我和娘一样心软,作不了生意,赔了。娘笑笑:“赔就赔呗,只要别亏心!”

娘在当保姆时,挣不了几个钱,却接济过不少从老家来的人。有的人还在西安找了工作,成了家。一旦人家安稳住了,娘从不去找人家索要回报。娘总说:“穷帮穷,应该。人家能过好就行。”

娘天生好脾气,从不跟人红脸。从小到大,我只挨过娘一回打,那是因为我迷上了戏园子。一天深夜,我看完戏回来,敲税务局家属院大门。等娘赶到时,看门的老大爷只穿着一只裤头在雪地里给我开了门。娘上手就给了我一耳光……多少年后,我才理解了:娘是用这一记耳光向那位70岁的老人道歉呢!

1963年秋,我参加工作了,在工厂当学徒。每月虽只有18元的工资,总要挤几块钱给娘。娘知道我爱读书,总劝我省下钱买些书:“娘好歹能填饱肚子就行。”那时,哥哥姐姐们商定下规矩,每月每人给娘5块钱。可真正能按时给的只有大姐。大哥、二哥没有固定工作;二姐嫁到耀县,没工作,娘不但不向他们要钱,反倒常挤出点钱,帮他们解困。

我一心盼着早点出师,当上技工,多挣点钱,好好孝敬老娘。我知道老娘肝上有病,常在半夜里疼得睡不着觉,面色蜡黄,瘦得让人心寒。可老娘不对姐姐哥哥说。她知道,住院要花许多钱呢!

可是,没等我学徒期满,中国大地上那场历史性的灾难开始了。娘也就在这场突兀而来的风暴中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这个世界……
……

先是那个社教运动: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也整天开会,文件上不时传出农村正在抓漏划地主;不少原本属贫下中农的都补定成了漏划地主;又开展忆苦思甜,控诉地主的罪恶;紧接着便要清查,看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中间有没有地主、地主婆……娘每次开会回来都坐在小屋里发呆。娘常问我:“你在厂里,听得多,没看这运动究竟要干啥?”街道上老头老太太们“眼亮”,他们早就看出娘不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。好在娘人缘好,没有人出来点破。可娘终于支撑不住了,一个星期天娘让我把家里这一点家什用自行车驮走,寄放在我一个师傅家里(我家能有多少东西呢?一辆自行车一次就运完了)。娘让我住到厂里去,自己则锁上房门,提个小包袱去东郊田王村,住到姐姐家了。

姐姐早已转到建筑公司,在工地上当医生,田王那个大型军工厂〔庆华〕和洪庆那个军事院校〔炮校〕都是姐姐那个公司建起来的。那工程一干就是十几年,公司便在田王村坡上面建了十几排简易房作职工家属院,姐姐就住在那里。两项大工程完后,工地搬走了。组织上见姐姐已有四个孩子,再不好流动作业了,便调姐姐到那家庆华厂在田王的一所子弟小学去教书。
娘本打算在这里躲一躲运动,可她没有想到,这单位的家委会比街道上的居委会组织严密多了,家委会就住着社教工作队。姐姐早年入过共青团,早已向组织交待了家里的成份。娘去没几天,社教工作队就找上门来了,一遍又一遍地找娘谈话。不久,又拿出从老家取来的材料,非要娘按材料上的线索交待问题。

这是1966年初夏的事。而这时,一场比社教运动更大的风暴已经发出了预报。
我到姐姐家去看娘。娘拉我到她住的那间小屋里,苦苦巴巴地对我说:“工作队问的事,我实实在在一点也不清楚!叫我说啥吗?我总不能编瞎话害别人吧?”
我那时十分矛盾。一方面,我相信我的母亲,她没文化,心底善良,不会干什么坏事;另一方面,我在工厂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,组织上说,地主就是阶级敌人,让我和家庭划清界限……我该怎么办呢?我只有对娘说:“你要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好人,有问题也瞒不住。知道啥,就给人家老实说吧!”娘长长地叹口气,哽咽着说:“三啊,连你也不相信你娘?!”

听到这话:我心里真比刀扎还疼!

没等社教队查清娘的历史,文化革命就铺天盖地而来。社教队的竟也挨了批斗。我在厂里也被冠以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”“三家村”的马前卒(我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过一些诗歌之类的小文章)而受到一阵“炮轰”。六月初,我去看娘,却见一群戴红袖章的“小将”把我娘和另外几个老人围住,“打倒”之声惊天动地。随后又给娘和那几个老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,呼喊着,簇拥着,还绕家属区转了一圈。

娘踉踉跄跄地回来了,我接过那个写有“反动地主婆”的纸帽子,真想一脚踏碎,可娘却说:“三儿,可不敢!弄坏了,娘的罪就更大了!”那时我已经知道:土改时娘就被人拉着游过街……

那一夜,我躺在娘身边,娘却一夜幽幽叹息,反来复去地问我:“你说,会不会把娘再遣返回老家去?”

我宽慰娘:“不会。社教队也没查出你啥问题,你这么大年纪了,老家又没人了,送你回去有啥用?回去还得救济你,共产党又不兴饿死人!”

那时的我、大脑早就被“铅封”了!

第二天天一明,我就要回厂了。娘送我到田王汽车站,泪眼朦胧地看我上车。那一刻,我好像觉得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。可她啥却也没说,只是痴痴地望着我。

车开了,我从车窗回头望去,见娘仍站在马路边,风吹散了她的发髻,我突然觉得,娘那在风中飘飞的萧萧白发,是在向儿子昭示着岁月的凄凉与悲哀……
蓦地,我又忆起了十几年前,黄口车站那个风雪弥漫的冬夜,忆起了当知道我需要买车票时,娘那瑟瑟颤抖的身影……

“可怜的老娘!”我打心底诵出一缕悲怆的哀叹,眼前便蒙蒙茫茫,什么也看不见了……

我万万没有想到:田王车站,竟是我和娘的最后一别啊!

厂里运动紧火起来,我又是大字报轰击的对象,一连两个星期天没去看娘了。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,黄昏时分,我忽然觉得心里异常烦乱,坐卧不安,我想我大概是想娘了。无论如何,明天得去田王一趟!正思谋着,忽见我的一位在庆华厂工作的同学,骑车奔到我面前,他问:“你在这儿瞎转啥?”我答:“不知咋的,这会心烦的很。”

老同学一脸的阴云密布,对我说:“你还是去看看大娘吧。我临来时,看大娘脸色很不好。她让我把这个给你捎来。”说着,从自行车衣架上解下一个小包,里面是一条枣红色带花的旧被面子,这是我和娘盖了十几年的那条被面子。老同学再次提醒我:“你一定得去!我觉得大娘神色不对。”

听老同学一说,加之莫名其妙地接到娘让他捎来的旧被面子,我心里更毛乱了,真想马上回到娘的身边。可这时天已晚了,到田王的末班车早就开走了,只好等到明天吧!

一念之差,千古遗恨!

第二天,我怀着惶惑不安的心情,乘车赶到田王。从汽车站到姐姐家还有一段路。我绕过那家大工厂的家属区,刚刚望见姐姐家那排平房时,就见大姐、姐夫从那边走了过来。我脑子突然“轰”的响了一下,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了……果然,当姐姐和我面对面站住时,姐姐只说了一句话,“毛三,你要挺住……娘不在了……”便用双手捂住了脸……

那一刻我没有流泪,我仿佛变成了机械人儿,两眼直直地望着姐姐,又机械地随着姐姐朝那排平房走去……

娘是在夜间趁姐姐一家人熟睡时,在她住的那间小屋里自缢身亡的……

听姐姐说:那天,娘又被人拉去游街了…晚上,娘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,只是把几个外孙一个个叫到跟前,对他(她)们说:要听你娘的话,别淘气,你们也不要打打闹闹的。她说话的神色很安祥,孩子们也没在意。临睡下时,娘好像对姐姐,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两遍同样的话:“毛三,也长大了,能养活自己了……”

姐姐说到这里,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,顿时声泪俱下。

姐姐赶紧小声告诫我:“不要哭,社教队的人还在!”

为娘送葬前,社教工作队的人来了。不知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,还是他们也处在了自身难保的处境的缘故,来的两个人态度还算温和,说:“找块地方,悄悄地把老人埋了算了……。”

姐姐已托人与当地农民联系,中午,等二哥从城里奔来时,当地农民已在那座工厂北边,临近铁路专用线的地方挖好了坟坑。我们不敢为娘置办棺材,姐姐却在抬娘的木板下面暗中又垫了块木板。等抬到坟地时,帮忙的人都散了,留下的只有姐姐、姐夫、二哥、我和姐姐的几位知根知底的朋友。坟地离马路远,四野荒凉空旷。姐姐忙招呼两位会做木匠活的朋友,把两块木板锯开,钉了个简易的棺材,送老娘入土。随后,几个朋友劝慰了我们几句便默默地走了。

看看四周再无旁人,我们才放声哭了起来。姐姐几次哭得昏了过去。我和二哥趴在坟头上哭一阵,又跪下来,磕头,磕完,再哭……直到嗓子出不来声了。
那一天是1966年6月24。

黄昏,我们离去。我们是绝对不敢为娘立碑的。临走时,我跑到南边那座工厂的围墙边,用步量了量距离;又朝着铁路线走,量距离。离南墙三百二十步,离铁路线四十步。姐姐说:“都记下噢,以后就按这个距离找娘的坟。”

然而,这是个无人管理的乱葬岗,那坟越埋越多,越埋越乱,而工厂的厂区又不断变迁,旷野的风雨冲去了那本来就低矮的坟头。娘的坟越来越难找了。我只能估约着距离,在这里烧纸。忽有一年,再来时,这乱葬岗也彻底不见了,盖上了新的厂房。我和姐姐去找那厂家,厂里人说:我们在报上登过迁坟启事,谁让你们没看到呢?(那个厂就是现在的航天四院)

就这样,娘的坟茔再也找不到了。

但是,娘却永远在我心中……年年清明、我都要到这里来,烧一沓纸钱,告慰娘的在天之灵。

天上,真的有个天国么?我不知道,可我心里不可能没有娘!

娘比爹大三岁,生于1906年;娘以死抗争的事发生在1966年6月24日,享年60岁……

2006年清明前夕,我让留在家乡的两个侄女从村里挖一袋黄土带到西安,我自已到田王村在那“飘逝的坟茔”附近挖了些黄土,将两地的泥土装进一个骨灰盒,我亲自在骨灰盒上写上了父母的名字和生辰忌日,将骨灰盒安放在了西安安灵苑……

去年清明,我曾作《江城子:清明祭母》一首,寄托我的哀思:

清明夜雨风犹寒,依东窗,忆当年。蹒跚幼子 ,随母闯秦关。亡命天涯千般苦,有娘在,儿心安。
浊浪排空日倒悬,白发人,赴黄泉。坟茔飘逝,何处烧纸钱 ?栏干拍遍问苍天,天无语,泪潸然!

愿爹娘在天之灵安息!
发表于 2018-5-13 10:51:35 | 显示全部楼层
好文章!一口气读完,很感人。尤其在母亲节的当日。
发表于 2018-5-13 18:11:42 | 显示全部楼层
娘却永远在我心中……感人至深!
发表于 2018-5-14 12:17:56 | 显示全部楼层
哎!一声长叹!这么好的娘这么悲惨的身世和结果,真令人心痛难过!
发表于 2018-5-15 00:45:44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

真是一篇好文章!读来令人為文中娘的波折遭遇及祟高纯朴品行感动之余,回味反思无穷!战乱,接二连三的运动斗争,病痛的折磨,為生存而艰难的奋争,这一切最终还是将娘的生命夺去了!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总结,不应当让这一切再次重演!
发表于 2018-5-19 18:34:28 | 显示全部楼层
好文章,很感人。
发表于 2018-5-19 19:36:26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sxa 于 2018-5-19 20:04 编辑

看过〈陈忠实的好朋友〉徐剑铭的文章,写的都非常好,也很感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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